古甘州
周 步
甘州在历史上的名气很大,其历史渊源也非常久远。1954年,考古学家在张掖市山丹城东南发现了距今约4000多年的四坝滩遗址。四坝滩遗址属新石器时代末期的马家窑文化类型。1987年,张掖“黑水国”遗址和张掖市民乐县分别发现新石器时代的石斧、彩陶和东灰山遗址。东灰山遗址挖掘出土大量磨制石器、陶器和炭化粮食以及猪、牛、羊、鹿的齿骨等。这些发掘充分证明距今5000多年的新石器时代,就有先民在张掖一带从事农牧业生产活动。有文字记载的与张掖这片土地有直接关系或者在这片土地上留下足迹的最早的历史人物有大禹、老子、穆天子、西王母等。这些神话般的人物远去之后,张掖大地随同历史的发展进入了中原的视野,其地域特质、风情物种和发展脉络也逐渐清晰:西戎有了独立的民族属性,羌、狄在这里和睦共存,乌孙和月氏于此拼死搏杀,匈奴和大汉在这里较量斗争。
甘州既张掖。张掖是甘州的孩提岁月。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甘州和张掖的地理范围、行政级别和所归所属却不尽相同。如汉代的张掖郡,基本就是现在的张掖市;西魏的甘州,则包括现在的张掖和酒泉的部分地区;清代的甘州府,辖张掖县;今天的甘州是张掖市所属的一个区。“张掖”的名称要比甘州早六百多年。也就是说,张掖这个地理名词使用了六百多年,之后,才有了“甘州”的出现。张掖这片土地在汉朝之前不属于中原,所以《史记》等书籍鲜有记载。从一些寥寥无几的文献我们得知,汉之前的张掖属于匈奴和月氏的地盘,秦之前的张掖属于月氏和乌孙。
大汉四百余年,群英荟萃,灿若星辰,在张掖这片土地上走过的英雄人物,可谓数不胜数,如张骞、卫青、霍去病、赵破奴、李广利、窦固、班超等等,都是功勋卓著,青史留芳。但对张掖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安居乐业和长治久安等方面做出重大贡献的,应该首推窦融。窦氏家族累居河西,其家族成员多人在河西为官,如窦融的高祖曾做过张掖太守、堂弟做过武威太守等等。玄汉时期,王室混乱,窦融便辞去巨鹿太守,来到了河西,任张掖属国都尉。窦融宽怀待人,广交英豪,团结民族,深得河西地区官吏和百姓的拥戴。镇守河西期间,被推选河西五郡大将军。正是窦融苦心经营和据境自守的方略,才使得河西走廊在天下动荡时期社会稳定,人民富庶,兵强马壮。河西地区自古林木稀少,沙尘暴严重,窦融执政期间,他颁布了严厉的禁伐树木和禁杀马牛的政令,使得河西走廊农林牧业得以迅速发展。据记载,建武十二年(36年),窦融前往洛阳觐见光武帝,一路上驱赶的马匹牛羊,可谓满山遍野,难计其数。在姑臧(武威市)开辟的商品交易的市场,“日开四次”,可见其盛。晋末,天下大乱,各地军阀纷拥而起,占地为王,一片大好河山,不几年的时间,便陷入尸骨遍野、支离破碎的大分裂时代。河西走廊进入了五凉时期。
五凉时期就是中国历史最混乱的十六国时期。但相对于中原地区,这时候的河西走廊,可谓一个社会稳定、文化昌盛的时期。五凉时期的河西走廊,就是中国历史上中原文化、江南文化和河西文化三足鼎立的时期。
以张掖为中心的河西文化的繁荣,可以说是中原文化劫后余生的一次重要留存。张掖并不是河西走廊的政治和军事中心,但张掖却一度是河西走廊的经济和文化中心。五凉时期的每一个执政者,都为河西文化的繁荣,付诸了极大的热情。五凉的第一个执政者是张轨,张轨曾为西平公、凉州牧等。西晋灭亡后,张轨据守凉州,多年的时间里,张轨一直使用司马邺的建兴年号,但实际上那时候的凉州,早已是地方割据政权。这是大凉州地区实质意义上的第一个地方政权,所以史称前凉。凉州在晋末领地八郡四十六县,而到了前凉鼎盛时期,凉州占地范围已包括东起金城,西到西域的十二郡之多。这十二郡分别是金城郡、西平郡、武威郡、张掖郡、西郡、酒泉郡、敦煌郡、西海郡、晋昌郡、武兴郡、晋兴郡、广武郡等。张掖郡辖三县,即永平、昭武、屋兰。西郡就是今天的山丹。《晋书·张轨传》记载,前凉的第四任统治者张骏,他看到凉州人民生活艰苦、土地沙化现象严重,便生出一个治沙还田的想法,于是,朝堂之上,君臣共议,为民谋利。一个叫索孚的官员对此极力反对,说什么“凡为治者,动不逆天机,作不破地德”等等,张骏一怒之下,便把这个唯先贤之论是举的官员调到了西北更西的地方,做了伊吾的都尉。伊吾就是现在的哈密一带。可以说,前凉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治沙造田的朝代。前凉中期,一个油胡麻花盛开的季节,大学者郭荷来到了张掖,并且永久性的留在了张掖。
郭荷是汉朝大学者郭整的六世孙,以教授经学、明究典籍著称于世。永嘉期间(公元307——313年),中原连年战争,嗜杀成灾,郭荷连同家人、族人,翻山越岭,长途跋涉,从长安来到了张掖。郭荷在张掖读书和授学的地方,就是今天张掖东山寺和马蹄寺附近一个叫临松薤谷的地方。大学者于此讲学,河西学子便纷至沓来,求学问教,释疑解惑。河西走廊儒学极盛,既始于此时。“征九郡胄子五百人,立学校以教之,春秋行乡射之礼。”这是(《晋书·张轨传》)中的一段文字,从这些记述可见,前凉统治者对教育事业的执着热忱。张祚期间,这位前凉王更是虔诚致敬,多次派人前往张掖,征召郭荷出任他的教育主管。大概是郭荷的学术思想和统治阶层的教学理念相抵牾吧,郭荷谢辞了前凉王的高官厚禄,又回到了张掖。以郭荷、郭瑀、刘昞等为代表的河西学者,为河西文化的繁荣和中华文脉的延续,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中国佛教文化和石窟文化的繁荣发展,就始于五凉时期。
佛教传入中国史学界早有定论,大约是汉明帝时期(约公元67年)。其实在这之前,河西走廊的佛教早已有之,只是那时候的河西走廊不属于中原,中原地区无从知晓而已。在佛学东渐和中原文化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张掖一直承担着交流、融合、吸收、升华的重要作用。张掖也因此获得“西北佛都”之称。张掖距离敦煌600公里,距离武威250公里,距离长安1100多公里。时至今日,张掖仍旧是中国佛教领域卓有影响力的一座城市。
五凉时期是河西走廊乃至西北地区以张掖、武威为中心的相对独立的一个时期,也是整个中国干戈寥落、群雄并举的时期。这个时期河西走廊可圈可点的人物很多,如后凉的吕光、北凉的沮渠蒙逊等等,都在史册中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笔。吕光涉世之处,就得到名将王猛的赏识,并预言后必有为。吕光文武全才,据传,后凉建立者吕光二十二岁那年,苻坚征讨张平,张平的骁将张蚝有万夫不当之勇,张蚝单枪匹马在前秦的军队中往返冲杀五次,无人抵挡。后来,两阵対圆,吕光出战,不到数合,便刺张蚝于马下,吕光由此威名大振。吕光一生做的最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是建元十九年(383年),远征西域,他用战争的方式,把一代佛教宗师鸠摩罗什“请”到了中国。鸠摩罗什在凉州生活十七年。这也是河西走廊佛教文化兴盛主要原因。也是那次远征,吕光以七万之众打败了号称七十万的西域联军。班师回朝之时,吕光把龟兹乐舞也带到了河西走廊,为后世《甘州大曲》《霓裳羽衣曲》等的创作和兴起,打下了原始的基础。
前凉结束是后凉,后凉之后是南凉。南凉、北凉、西凉几乎在同一时期。这几个小凉国的主人都不是省油的灯,坐谈论道各个满腹经纶,斯斯文文,打起仗来都是有谋有智,有胆有勇。他们关起门来在黄河以西的这片自家的土地上打打杀杀几十年,最后,北凉胜出,西凉和南梁先后淘汰出局。北凉都城初建康(今高台骆驼城),后迁张掖,再后来迁至武威。
北凉的建立者是段业。段业的皇帝几乎是捡来的便宜。起先,段业在吕光手下为将,曾任尚书、建康太守等。在一次战事中,吕光的儿子吕纂、弟弟吕延因轻敌兵败,吕光以护卫不利败军之罪杀了大将沮渠罗仇和沮渠麹粥。沮渠是匈奴后裔泸水胡族,河西世族,在地方很有声望。这件事恼怒了一位叫沮渠蒙逊的部将,他联合堂兄、时任后凉晋昌太守的沮渠男成,拥立段业为帝,建国北凉。然世事无常,人心难测,段业的皇帝干到第四年的时候,时为张掖太守的沮渠蒙逊用计杀死了沮渠男成和段业,成了北凉的新主人。北凉政权是中国历史上以张掖为中心最大的地方武装割据集团,控制河西走廊和西宁等地四十多年。北凉的统治者沮渠蒙逊同样是文化艺术的倡导者和践行者。据说,北凉流传至今的《劝农令》由沮渠蒙逊亲自撰文。有一年春夏大旱,蒙逊为此作文一篇《罪己诏》:“……役赋繁重,上天所遣乎?内省多缺,孤之罪也。”这件事不排除作秀行为,但沮渠蒙逊敦促各级领导干部全面做好为农业生产服务工作的严谨作风和真诚态度,足以让人敬畏。
更名甘州之前,张掖还有过一段“西凉州”的岁月。北魏灭了北凉之后,太武帝拓跋焘把凉州富商吏民、大户世族十万余众迁至平城(今大同),凉州几乎成了一座空城。那时候,负责凉州军政的乐平王拓跋丕,便将凉州府治移到了张掖。张掖在凉州往西,所以称西凉州。西魏废帝三年(554年),一些地方军政变动和调整,地域更名,张掖城内溪流四溢,清冽甘甜,所以西凉州更名甘州。甘州辖张掖、建康、酒泉3郡。那是甘州历史上地域范围最大的时期。
和河西走廊的其它郡、州一样,甘州是一个民族结构非常复杂的地方,各民族、部族之间的利益博弈,使得甘州的社会结构扑朔迷离,眼花缭乱。为了使甘州和张掖名称交替不至于混乱,在这里,我们大致梳理一下这两个地理名词更替情况:隋初,天下大统,隋王朝罢天下诸郡﹐以州统县。过了二十多年,大业初期(607年),隋王朝再次实行郡县制,罢甘州,恢复张掖郡。唐武德元年(618),大唐天子又将甘州更名张掖。唐玄宗天宝元年 (742)﹐改州为郡﹐郡置太守。德宗建中二年(781年)又改张掖郡为甘州。郡、州的级别基本一样,但郡和州的管理机制却有很多的不同。西夏时期,甘州曾有过镇夷郡、宣化府的名称使用。在更早的王莽废汉时期,张掖还有过设屏、官式的地名称呼。元朝的甘肃行中书省、明朝的甘肃镇和陕西行都指挥使司治所,都在甘州,这些机构的设置,一度把甘州提升到如同现在省级和正军级的级别层面。也就是说,甘州是元、明时期甘肃境内最高行政和军事治所所在地。“甘肃省”首字“甘”既源于此。
甘州的历史开始了。甘州在历史上留下的很多精彩的社会场景和清晰的生活画面,也留下无数余味无穷的人文韵事和可赞可颂的艺术华章。甘州对后世中国经济、文化产生重大影响的一件事情发生在隋朝。这个事件的谋划者和实施者就是杨广和裴矩。杨广是隋朝的第二任皇帝,在位14年。裴矩活了八十岁,其生命历程可谓极富传奇。裴矩一生在北齐、北周、隋、唐都曾为官,隋唐之交,还在宇文化及、窦建德处任职。但令人称奇的是,这几个主子对裴矩都是非常器重。唐王朝时,李世民对他仍旧是推崇有加。裴矩一生做的对后世中国意义重大的事情就是通过游说分裂了突厥,诱使铁勒攻击吐谷浑,使得隋军轻而易举打败了吐谷浑,在今天的青海一带拓地四千里余里。那片地方就是后来历史书中多次提到的西海、河源、鄯善、且末四郡。这也是自西汉元帝弃珠崖、经历700多年之后,中华民族大一统、中原王朝疆土最为辽阔的时期。
隋大业
元年 (605年),时年58岁的裴矩来到了甘州。裴矩四年的时间里,从长安、洛阳到甘州、沙州之间来来往往走了至少四次。那时候,甘州早已是西部最发达的经贸中心。裴矩来到甘州,绝不是简单的招商引资。他深知炀帝远略雄心,便通过走访往来丝绸商道的胡商番客,详细了解西域44个国家的风情习俗、地理物产、典章制度、山川险易、君长姓族、商贸需求等信息后,汇编了三卷本的《西域图记》,敬献给杨广。杨广大喜过望。于是,杨广有了御驾亲征、扬威西北的伟大行程。公元609年(隋大业五年)6月21日,杨广来到了甘州。杨广在甘州城南100公里处的焉支山下召开由西域27国首领、使节组成的万国博览会。这件事史书多有记载。应该说,那是杨广一生最风光的时候,也是裴矩一生最得意的时候。这次由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组织、大国之君亲临现场的的博览会,对后来丝绸之路的大繁荣、中国经济大发展、甘州作为西北经贸中心的确立,可谓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甘州最辉煌的岁月开始了。甘州最为辉煌的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经济最繁荣、文化最昌盛、武力最强大的盛唐时期。唐朝是一个崇文的朝代,更是一个尚武的时代。唐朝的文人大都有一种积极向上、豪迈进取的战士精神。这种精神在以《凉州词》《塞下曲》为代表的边塞诗歌中,表现的尤为突出。唐朝的很多诗人如岑参、高适、王昌龄、陈子昂、王维等等,都从军西域,到过甘州。那种昂扬进取人文精神、磅礴豪迈的壮怀气质,直接影响着大唐诗歌艺术的艺术倾向和价值取向。唐朝的河西节度使,一直是唐王朝兵马最为雄壮的一支劲旅。名将杨敬述、崔希逸 、盖嘉运、哥舒翰、郭子仪等等,都做过河西节度使。这些诗人和将帅的到来,使得以凉州、甘州为中心的河西走廊和以天山、祁连山为背景的西域风光,迅速成为影响中国文化艺术发展的地域坐标。河西节度使的治所在凉州,以《凉州曲》《甘州大曲》为代表的西凉乐舞,由此进入大唐宫廷。
西凉乐舞也叫甘州古乐、西凉乐或甘州乐。甘州乐舞的形成,与曾经活跃在甘州大地的文化名人、军事将领、乐舞传人密不可分。“胡旋女,胡旋女,心应弦,手应鼓。弦鼓一声双袖举,回雪飘摇转篷舞。”这是唐朝诗人白居易在诗歌《胡旋女》诗歌中的句子。胡旋女就是龟兹歌舞伎。龟兹在今天新疆阿克苏库车一带。那些身姿优美、舞姿可爱的西域女子的演出,迅速风靡中原大地。其实,早在隋朝的时候,《国伎》、《天竺伎》、《安国伎》、《龟兹伎》已成了河西大地的流行乐曲,隋炀帝在焉支山下召开“万国博览会”期间,和各国使节一起观赏的就是《康国伎》。
《康国伎》是怎样成为隋朝的主要曲目的呢?据说隋文帝统一天下之后,一心想搞几首大国之乐,以示天下。怎么搞?搞什么呢?南北朝是亡国之音,定然弃之不用,周乐失传已久,搞出来更是乱七八糟。这时候,大臣郑译便推荐了来自龟兹的音乐,隋文帝很是喜欢。但大国之音怎能屈蹴于小邦之乐呢?于是,在一次高昌献贡给隋文帝礼乐非正式演出之前,太子杨广安排了乐师偷听了龟兹音乐,并迅速记谱、排练,在正式演出的时候,隋朝的“圣明乐曲”骤然响起。高昌使臣大惊,同时也对天朝文化佩服的五体投地。谁都知道,唐玄宗是个铁杆的音乐迷,唐开元二十八年(740),时任河西陇右节度使的盖嘉运把龟兹原生态的乐曲带到河西走廊,加以改进,形成独具特色的河西音乐,敬献给唐玄宗。因为创作地在甘州和凉州,所以这些乐曲便称之为《甘州曲》、《凉州曲》等。这些乐曲流传范围最广、对后世影响力最大的是《甘州大曲》、《甘州》等。唐朝《教坊记》所载的46首大曲中,《甘州》排名第七。后来,唐玄宗亲自操持而成的《霓裳羽衣曲》,更是将唐朝声乐推向一个全新的高度。这些乐舞里面,明显带有来自甘州和龟兹等地的音乐迹痕……（有删节）
原载《张掖日报》2019/3/2
周步,甘肃山丹人。作家,诗人。现居北京
